上海的申报对此极为感慨，他们报道说“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当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花国香等人要来赈灾，提前遍贴告白，号召“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书院摆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这仗当然不是白刃交锋，而是文化对抗，河南士绅群体抵制洋人传教的文化入侵行为，最后让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赈灾。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些读书人组织起来的目的不是救人，只是为了对抗洋人，把这当成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儒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但是深根在读书人心中的信念，一旦激发出来，丝毫不输给任何宗教，曾国藩当年在大明打着建学堂挡洋教的大旗，能鼓动那么多乡绅就是一个例子。
谢家福没有曾国藩的名气大，没有曾国藩的号召力强，竟然也能推动这么大的保卫人文的热情出来，只能说儒道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而没有消亡，乃是因为它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但要说丁戌奇荒只是因为读书人的民族主义爆发，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抗洋人身上，而没有去参与到农民起义中，将一个个自发的吃大户行为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起义，这也不是实情。
至少在最著名的参与救灾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看来，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已经到了6月，去年整年没下过什么雨，结果今年继续干旱，春夏之交，正是旧粮吃尽，新粮未熟，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从5月开始，山东青州就开始爆发了饥荒。
“昨天，我看到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已经救灾一个月时间，他给朋友写信描述灾区吃大户的情形。
李提摩太刚刚放下笔，突然有人求见，是两个读书人打扮的中国人。
他们一到李提摩太面前，就跪了下来，希望李提摩太收他们为弟子。
李提摩太询问了他们半天，才明白这俩人希望自己带他们造反，他们俩人是一大群人推举出来请李提摩太出山的。
客气的送走了这俩人，李提摩太十分震惊。
他马上将这些情况也记在了日记中：
“今天，有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李提摩太的所见所闻似乎证明，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对洋教那么痛恨，似乎还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是想在这个乱世做点事情的，只是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所以才想找李提摩太这个因为在当地救灾而名望颇高，同时又是官府惧怕的洋人做他们的领袖。
丁戌奇荒，这也是一奇。
大明皇帝朱敬伦可没有闲情逸致推导农民吃大户没有形成大起义的原因，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这场堪比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难中，让更多的生命活下来，这每一个生命，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多留下一个人，就是在民族血脉中多保住了一滴血。
但是满清的读书人不想让洋人插手救灾，满清的官府也在暗中推动，组织当地士绅，清廷训示各地官府，一旦遇到洋人传教士前去救灾，要“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想办法都要把这些人弄走。
他们不放心洋人，担心洋人收买人心，但他们更担心大明收买人心，尤其是满清朝廷，他们直接拒绝了大明政府参与救灾的建议，表示朝廷自会体恤子民。
可朱敬伦知道，满清朝廷既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救灾中各种举措失当，甚至还出现了贪腐行为，低效的政府机构，最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
满清的态度让朱敬伦很恶心，如果是平时，他不会轻易跟满清开战，让老百姓陷入战乱之中，但如果是为了上千万人的性命，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
于是在满清明确拒绝大明政府派出精干的团队奔赴灾区救灾之后，大明舰队升火北上，直接进入渤海湾威逼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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