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笔的利润可不能留着下崽，兵工厂实行的是日升昌的分账制度，一个账期是四年，因此这些利润在四年间会一直留在兵工厂的账上，日升昌的方法是用这些利润继续投入生意，日升昌的生意是放贷，兵工厂的生意则是生产，所以郝可久将这笔钱不断的投入扩大生产，尤其是他从广九铁路上看到铁路业丰厚的利润，认为铁路业大有可为，所以这几年相当一部分资金都投入到扩大铁路设备的生产上来。
结果就是郝可久认为，兵工厂可以独自吃下即将到来的铁路大订单，一分钱都不想让施耐德挣走，不就是打官司吗，不就是向大明官府抗议吗，兵工厂可是官办产业，本身就是官府的，还怕跟洋人打官司？
自认为有恃无恐，郝可久拒绝了施耐德分一杯羹的要求，不打算跟施耐德合作。
在巨额利益的刺激下，施耐德不疯都不行，他们这次终于动了真格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比如法国政府的资源。
随着普鲁士軍队从法国撤走，法国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快速的重建了軍队，自认为又是一个强国了，外交上也再次变得强势起来，法国领事终于可以为法国企业出头了，他们联合了对大明仿制机器不满的英国领事，联合向大明洋务司发去了照会，要求大明正视这种侵害西方公司技术的行为，督促大明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西方公司的合法产权。
英法两国这次态度很强硬，法国声称，如果大明不正视本国企业的不良行为，法国将对大明出口的生丝开征特别关税，用来弥补法国机械商人在其中的损失；英国则威胁要重新开征茶叶关税。
两国这算是打在了大明的要害上了，大明目前的两大龙头出口产业，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生丝。
这种程度的外交事件，自然惊动了朱敬伦，其实他一直都知道兵工厂的行为，也清楚兵工厂做的确实不地道，郝可久主持兵工厂这几年，总体上他是认可的，但就是一点，此人对待利益的态度，跟他的理念不太一致。
当年投建兵工厂，并且在资金最为紧张的那几年，每年都坚持向这里投入上百万两银子，朱敬伦并不指望这个工厂挣钱，他当时的目的是为大明培养一批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是希望通过兵工厂引入西方科技。
在投入了至少两千多万两银子之后，才将兵工厂推了出去，让郝可久进行改革。
改革是成功的，政府甩出去了这个包袱，但朱敬伦通过兵工厂进行技术扩散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反倒是郝可久将兵工厂经营成了一个垄断巨头。这种巨头，不但没有为大明民间工业输血，反而如同野猪一样进入民间市场，将脆弱的民间工业挤压的举步维艰。连烧砖这种行业的钱，兵工厂都挣，实在是太贪婪了。
可对于兵工厂仿制西方机器，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所以他才默认了兵工厂跟施耐德之间的不正当竞争。
但他实在是有些惭愧，因为当年是他亲口应承给予施耐德优先权的，现在看来，当年考虑的很不周全，他没想到大明这么快就能够仿制铁路设备这种重型机械。可当初的承诺是自己给的，在这件事上他实在是不好开口。
对于英法要求的保护专利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理亏的事情，你模仿人家的技术，不给任何好处，确实是理亏的事情。但在利益面前，有时候就必须护短。专利法有必要制定，但不能盲目制定。
各国的专利政策，无不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别说大明了，这个时代，就是西方国家，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严格保护专利产权的。后世先进国家的代表瑞典，在这个时代，还不是大规模的仿制其他各国的专利技术。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通讯设备巨头爱立信，爱立信起家是靠制作电话机，可电话机的专利是美国人的，就是因为瑞典没有完善的专利法规，才让爱立信可以在瑞典大规模仿制美国电话机，最终成为了一个行业巨头。
后世的印度和中国在专利保护上，也都是倾向于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让西方人诟病不已。印度人对医药行业的专利保护很有特点，他们只承认生产工艺专利，而不承认药品成分的专利，因此印度人可以大规模仿制西方公司研制出来的药品，只要他们制药的工艺流程不一样，就能让同样成份的仿制药成为合法药品。而中国在保护软件等知识产权上不够严密，因此中国公司大量制造盗版产品，成为了一个山寨王国。
但专利法作为一项公认的优秀法律，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利益最为看重，因此放任中国公司仿制外国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取得了相当的利益，可问题是也大大制约了中国企业创新的动力，导致中国向山寨王国发展。反倒是中国不太关注的民生上，对药品技术进行了保护，尽管大量病人因为买不起昂贵的药品而等死，但中国制药企业中，确实诞生了一些创新能力足够强的企业。印度人对药品技术保护不力，印度成为仿制药大国，但印度的药品创新就不行。印度保护高新技术比较有力，印度的高科技企业就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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