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第二期的《大宋商报》出版后，人们都是一阵愕然——《论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优劣》，作者依然是那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小王驸马。争论依然在进行，但随着每一期的《大宋商报》，王静辉每次都会有新的经济理论文章在上面刊登，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给大宋所有的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眼中一钱不值的经济原来和国家民生关系的这么紧密。王静辉的文字依然采用白话文，所有的人只要会识字都能够看明白，但却仅仅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些少数人当中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
王静辉对此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来就不缺乏拥护者，更不缺乏反对者，一个新的观点诞生总会伴随产生争议，若是没有人来争论才是他的失败，况且他也秉承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有了这些争论正是人们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的表现。只要有人能够看得进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总有一天这些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学着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处理问题，他的任务便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开启这些人思考的动力。
王静辉不知道，已经有很多有心人将这些刊载他的经济理论的《大宋商报》收集、整理起来，多年以后有人将他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种经济评论都誊抄成册，私下传阅，后来商务印书馆的曾掌柜得知后便干脆将之收集整理出版。当曾掌柜将整理好的书稿交给王静辉，想让其专门为此书起一个名字后，王静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宋朝版本的《国富论》啊！”他心中默默的说道。
王静辉发表这些经济评论当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经济学以影响这个时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经济运行，但没有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国富论》的翻版——当然这与后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就其学术水平和引起的重视程度上来看远远超越了《国富论》。
虽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王静辉还是以《国富论》为这本书定了名字，里面的内容完全是以他在后世所学到的《经济学》为蓝本，结合他对这个时代经济运行的理解综合写成的，这样的书更加具有指导性，更加适用。王静辉也将这本书列入了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的教科书，尽管当时也有很多书院的老师和学生反对过，但说服他们并不困难——孔子将管子的地位评价的非常高，这并不是因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学功底，正是由于管子将“利”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国家之大利”为重，这与《国富论》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将《国富论》引入到教材当中，不出几年之间，大宋绝大多数的书院都将此书列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后大宋朝廷在进一步改革其科举制度的时候，将《国富论》列为天下应举士子必读之书，后来干脆列为单独考试的一科，这些变化是王静辉在当初所从来不敢想过的——以他对一个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方针的朝代居然能够使用《国富论》做教材，乃至当作考试科目，他还以为这辈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没有想到世事发展确实是难以以常理所论的。不过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王静辉为《大宋商报》撰写经济评论却没有想过这么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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