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唯的家世在王静辉眼中在政治立场上是和他有冲突的，但他需要一个能够听得进自己话的人在市舶司来执掌大局，贯彻实行他的政策并且加以完善，选择曾唯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好在曾唯和他老爹不同，更有朝气和开拓精神。从曾唯的身上，王静辉看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朝中父子政见不同分属不同阵营的屡见不鲜！
“也许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王静辉心中默默的想到。
这个时代书籍的印刷最先进的便是大宋的雕版印刷，在质量上还是印刷速度上都是这个时代最快的印刷书籍的方法，辽国次之，而此时的高丽也只是刚刚开始尝试雕版印刷而已。王静辉手中的商务印书馆在大宋便是成本最为低廉的印刷作坊了，这次通商高丽，不仅印制了大量的经史典籍，因为两国都信奉佛教，大部头的佛经也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商品，按照王静辉的想法推销出去一本佛经要比十套论语有价值的多，各类书籍整整装满了三艘货船。不过这三艘货船所创造的利润却比三艘装满瓷器的船只大多了。
徐氏的玻璃制品作为高档奢侈品在高丽也受到了欢迎，用玻璃做成的茶具、棋具、佛像和各种样式美观的宫灯等都受到了高丽贵族的追捧。海外贸易向来都是商品价格翻上两三翻，不过这玻璃制品的成本本来就相对于售价可以忽略不计，王静辉需要的是巨大的利润额，所以包括为皇家制镜作坊代卖的玻璃制品只比大宋官方售价高出一半，就是这样王静辉还怕两国的市场无法消化而限制了数量。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了，玻璃制品在这个时代因为其与瓷器迥异的风格而受到两国权贵的追捧，尤其是在倭国，玻璃制品在这里几乎被抢购一空，成为权贵的象征性标志，黑市价格也是节节上升。
王静辉和徐氏名下的产业因为这次海外贸易，仅仅国内出货利润便达到了百万贯，加上船队股份分红，直逼两百万贯，一次贸易便可以顶得上他们两家产业近一年的利润。两家名下的商务印书馆和玻璃制品产业一直都没有满负荷运转过，为了在短时间内筹备货物，两家的存货基本上都消灭干净。
和他们一样，大宋有许多大商家，都有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大宋皇家海运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所需要的货物，一方面是因为大宋手工业发达，有这个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财政吃紧多年，虽然市面上依然繁华如旧，但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灾荒不断，更是打击了商业发展，积累的存货也是在情理之中，正好借着海外贸易的机会，大举向邻国倾销，而且售价还要比以前高得多，保证了合适的利润率，这受到了大宋商家极大的欢迎，都纷纷期待下一次航海时，大宋皇家船队能够像几个月以前那样大肆在各地进行货物采购。
随着几年前王静辉联手徐氏在汴都进行的那次“天下第一拍”后，拍卖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在大宋越来越流行起来，各种交易法则也是借鉴了他们那次拍卖所定下的规则。这次从高丽和倭国返程时所携带的货物中也有许多珍品不容易定价，李管事他们自然就会想到拍卖的交易方式，这样既能够平衡多家买家，又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在拍卖会场最受到追捧的便是极品高丽参，和其他如大宗的石决明等商品，当然既然商团的名称上带有“皇家”二字，李管事和各家商团代表经过商议后，还将几棵从高丽高价购进的千年野山参上贡给皇上。
王静辉指示曾唯与李管事，将商船队靠岸楚州后所带动楚州的商业交易的状况全部记录下来，将所交易的笔数和成交金额进行统计；而薛向之则从官方的角度来统计新建成的两座海港新城的赋税能力。他要把这些资料全部汇总起来，要翔实的记录海外贸易对大宋内部经济的拉动，进一步分析海外贸易对大宋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思想老化的执政者注入新的思想。
王静辉虽然不是学经济的出身，但上学时候拜中国教育制度所赐，一门《政治经济学》是每一个大学生都要学习的课程，虽然内容上太过泛泛没有办法拿过来就用，但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无异于基督徒手中的《圣经》。除去那些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后，王静辉把其中的要点都记录下来反复查看，这已经是他最好的经济教材了，他还准备把这些东西扩充丰富的事例来出版发行，传播新的经济思想。
楚州现在正按照王静辉的意图在发展海外贸易，这就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事例，他要把这些统统记录下来变成奏章、教材，让这些先进的经济理论结合大宋的现状来统治阶级擦亮眼睛，开拓思路。王静辉不希望自己变成王安石，王安石虽然有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理论，知道用国家强力行政手段来调控国家经济，但却做了“天还没有亮便起床了”的人，什么好东西都必须与时代发展水平与时俱进才是王道，领路人如果太超前，那就会变成王安石那样的悲剧，害己误人，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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