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见到大宋态度强硬，不仅岁贡没有希望，连宋夏之间的贸易更是控制的比任何时候都严格，为了平息国内的怨气，只好低声下气的上书英宗赵曙皇帝，表示称臣，希望能够重开边境椎场，发展贸易。
颍王赵顼写给王静辉的信件很长，非常详细的叙述了西夏国内的情况，这些都是走私商人所弄到的，西夏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大宋朝廷统治高层明里对西夏进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暗中却有枢密使富弼等人亲自领导一支走私商人团伙，大肆发展边境走私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除了粮食这么重要的物品不走私到西夏外，各种奢侈品等源源不断的运进西夏，换回更多的西夏物产，当然中间也有大宋军方非常关注的很多的西夏战马。与此同时，大量的细作也随着走私商队进入西夏。三月大顺城之下的再次大胜，其中便有这些化妆成走私商人的细作的贡献。而宰辅韩琦靠着这些走私商人也摇身一变，手头阔绰了许多，至少对缓解西北的军饷有很大的帮助，将士们的奖赏也是多是从此出出来。
王静辉合上颍王赵顼的来信，心想：“西夏终于还是窝里斗起来了，那个信中的西夏党项人贵族首领嵬名浪遇，自己还有印象，历史上好像是在谅祚死后的第二年被梁太后害死在贬黜之地，没想到由于自己的到来，历史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夏去了。
王静辉知道历史上梁氏所把持的西夏政权时期，对大宋是非常不友好的时期，梁氏政权不仅对大宋频频发动战争，虽然对于大宋这个庞然大物，他的那点儿骚扰还没有辽国发动进攻那样具有威胁力量，但小刀割肉，在这西北之地让大宋填进了无数的军费，严重削弱了大宋的国力，给本已陷入泥潭的大宋的财政有重重的加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据王静辉所知，梁氏政权不仅在军事上对大宋十分的不友好，时常把国内毅宗旧臣皇室系和梁太后的后系之间的矛盾引向大宋，靠与大宋的战争来缓和两派的斗争。最要命的便是梁氏政权搞的那套废除汉礼，提倡“番学”，抵制中原文化的那一套，这是王静辉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与西夏产生冲突开战的岁月里，大宋的财政会因此在军费上在原油的基础上在追加近一千万贯，占大宋年财政收入近百分之十五，而年度军费将占到财政支出的恐怖的百分之六十。这个数目在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王静辉眼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算是后世头号大国美国从来没有在军费军费上吝啬过，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和大宋目前的比例来说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到这巨额军费，王静辉便开始在这上面打主意了：自己再能折腾，到目前为止每年给大宋贡献的金钱加在一起也没有一千万贯，更不用说现在大宋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四千八万贯，这中间可以挖潜的余地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宝藏。
以前对着大宋庞大军费这块蛋糕，王静辉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只好在外围零敲碎打搞些“邮政系统”这样小打小闹的玩艺，不过这在他的眼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不是神仙，自己和大宋统治高层说得每一句话，都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有多少老百姓都会受影响，这使得他感到自己失去了以往的慷慨激昂，变得举步维艰，如履薄冰。
对于这一千万贯临时追加的对西夏作战军费，王静辉是毫不客气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会儿便提笔给赵顼写了一份策论。他认为与其等战争开始后向边疆输血，还不如把守边部队加强一下，使其对西夏更加强势一些。一旦战争爆发，便对来犯之敌进行最痛苦的打击，最大限度的杀伤敌国有生力量。
在策论中，王静辉把游牧民族形容成是暴戾残忍的民族，只有以同样的残忍的手段来对抗来犯之敌，才能震慑其对中原的野心，更能解决边境问题。他又以历史为证：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在以前汉唐时期不过是为了掠夺粮食等生活物资，如果其生存环境风调雨顺，他们不会拿起战刀来入侵中原的，相比之下对待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如主和派所言，对其进奉岁贡来避免战争；而现在大宋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辽国和西夏，他们已经不是前百年前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了，他们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并且顺利的趁中原内乱建立起了国家，此时他们入侵中原的最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财富和粮食，而是土地、是人口！
王静辉给颍王赵顼详细的分析了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不同及其特点，这方面的东西，他以前也多多少少向赵顼提起过，但他知道这份策论不光是颍王赵顼要看，英宗赵曙和朝中韩琦这类重臣也要看，所以这次写策论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详加解释，好让大宋的统治阶层能够明白其中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同。在汉唐时期还可以达成一定的和解来换取和平，但是像现在这样辽国和西夏的状况，大宋和他们绝对没有和平而言，只剩下你死我活，即便在这一代决不出胜负，今后双方的子孙也会决出胜负，好让那些类似于文彦博这类妥协派的朝廷重臣在“辽宋太平”、“夏宋和解”的春秋大梦中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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