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种种个性迥异，想法不同的角色，才构成了这样一个被故事的编撰者喜欢的故事，换句话来说，我们这些角色，是被“爱”着的。而在经历上不同凡响，产生了这样想法的我，大概也是作为一个于编撰者心中尤为重要的角色，被“偏爱”着的吧。假设“病毒”的真面具，就是这样一个终极的故事编撰者，从而无法被我们这些角色所观测和理解的话，“江”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它将自身代入故事中，而特别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呢？
我一直都在思考“病毒”和“江”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希望，毫无疑问，“病毒”是故事编撰者的说法，比起“病毒”就是病毒本能，而“江”的人性观测体现的说法，整个末日进程就是“病毒”的侵蚀，这样的说法，更加让人感到温暖，但也更加玄乎。因为，假设“病毒”是故事编撰者，那么，就不禁要问问，“病毒”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角色，一个被更高级的作者所设定，注定了会编撰这个故事的角色呢？甚至于，永无止尽地问下去：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被更高级的存在所设定的角色呢？
这是没有答案的，也稍稍让人感到恐怖的想法。可是，我却不禁希望，如果自己真的只是这样一个被设定，被注定了的角色，决定了我的命运的编撰者，可以为我的故事，谱写一个美好而圆满的结局，哪怕这个结局的完美和圆满如何荒谬，如何在“正常逻辑”下不可能。而不要单纯为了要写出一个“震撼人心”的，“符合逻辑”的，美其名曰“由故事角色自己的性格决定了”的，悲惨的结局。
在文学中，有这么一句话，悲剧往往能体现最震撼人心的美，因为，它将最美的东西砸碎，所以震撼人心。我承认这个说法，所以，不希望，自己是一个为了“美”而刻意被砸碎的角色——这大概是由“编撰者”出发的，对这个自己和世界命运进行揣测的想法中，最让人感到恐惧的可能性吧。
如果“病毒”和“江”是两面一体的超维度存在，那么依靠“江”仍旧有击败“病毒”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和其他人，包括“病毒”和“江”，都不过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被注定的故事，那么，就只能祈求故事的编撰者大发慈悲了，除此之外，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与此同时，如果编撰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不拘泥于情节逻辑，不任由角色性格发展的，向往大圆满结局的好人，那么，无论我此时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能充满信心地去面对第二天。因为，我可以知道，哪怕再荒谬，自己的未来也是光明的。
这个想法中，既隐藏着巨大的恐怖，也包含着强烈的希望。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时，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直到结局到来之前，我都无法知道，编撰这个故事的家伙，到底是一个随便的好人，亦或者只是一个病态的文青。
可是，这样的想法，同样给我带来了平静，让我可以更坦然地，去面对自己将会遭遇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悲惨的，奇诡的一切。因为，我已经从过去的经历，揣摩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特点。假设，我的命运是被注定的，那么，无论是喧嚣还是沉默，也定然都是被设定好的，这个时候，除了沉默地走下去，也没有别的办法吧。
我将调酒人摔在巷子的一角，用意识行走的力量，掏走了他知道的东西。他只是普通人，但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通，献祭仪式工程是他负责建设的，但他自身并没有神秘力量，而能够做献祭仪式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其缺乏人性的内心，自然早已经不能算做是普通人了。过去的我，应该会对他这样的人感到愤怒吧，但是，现在的我，却仅仅将他视为一种“设定”——他被设定了会成为这样的人，并且，也被从故事上，注定了会做这样的事。他看似主观能动的一切，其实不过是被动接受而已。
我厌恶他这样的人，却已经无法再憎恨。我杀死了他，心中平静，我希望，这不是因为，自己被设定了，就是会这么做的人——但至少，我没有被设定为调酒人这样的人。
我没有再去追查其他的可疑地点，心中那宛如收集全了碎片，而在这个时候拼好的想法，让我的心中，充斥着强烈而莫名的情感。仅仅从理性去观测自己的变化，我不得不承认，阮黎医生说对了。之前的噩梦，于内心深处寻找“江”的行动，没有让我的病情好转，而是更进一步恶化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故事的角色，并遵从这样的想法去行动，在心理学的临床病例中，也是十分经典的症状。
尽管，这样的想法，没有真的让我消极，也没有让我感到疲累，但是，它的产生，仍旧是极为不正常的。普通人，会立刻将之抛却脑后，连“怎么可能”的念头都不会生出，就将之忘却吧，可是，我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确在一步步地，契合着这样的想法。而我无法阻止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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