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旗袍
第一节
锦绣旗袍
一
遇见
我开的旗袍店位置不算太好，坐落在嘉定区金沙江路新郁路左侧的一条小街道里。店门前的马路只有十来米宽，对面水果摊小区大妈粗着嗓子和商贩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使不买水果，对其行情的了解就好像自己的兼职就是水果商似的。旗袍店的左边是一家开了很多年的书店，卖的不是时下流行的言情玄幻，而是一些旧书的收售，也算是一个书本古董店了，所以平时也没什么人光顾，偶尔能见到几个戴着眼镜的貌似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进出，往往他们从书店出来后，嘴里就会喃喃自语，也不知道在嘀咕什么。还有就是装扮前卫的摩登女郎路过时总忍不住驻足，因为书店的橱窗是一块大镜子，她们流连的时候还可以利用那面镜子描一下眉什么的，也算是一道风景。
这样的地段，这样的环境，既不适合开旗袍这么典雅的服装店，也不适合隔壁的古书店，但我们两家店的店主却都选了这个位置。有什么办法？谁让这城市的房价到处都高得吓人，本来就是生意冷清的行当，真选了地段好的地方只怕连房租都付不起了，所以只能自我安慰，自称是市井中的一枝独秀。
旗袍店后面的小区院子里还有两棵大榕树，紧挨着旗袍店的后墙，将我的整个店面完全笼在它们的荫护之下。也许是年代久远的原因吧，这两棵树盘根错节，树干粗得两个人也环抱不了。奇怪的是，树长得又高又大，从下往上看，顶上好像两棵树的叶子都长在了一起，远远看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棵树的茂盛。
街上的行人一向都不多，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上下班高峰时候一下子车水马龙，送孩子接孩子的、买菜打酱油的、风尘仆仆往公司或是家里赶的……一到晚上8点以后，整条街就出奇的冷清，连出租车都鲜见。因为行人稀少，所以更觉得静得出奇，一阵风吹过，那风声伴着老树一起摇曳，簌簌作响，总让人从心里掠起丝丝冷意。
来我旗袍店定做旗袍的女人，大都爱在晚上来。旗袍的价格并不便宜，能长久光顾的客人，大多都有些家底，时间好像都少得比一个A罩杯的MM挤乳沟都难似的，好多都提前电话预约，然后过来量尺寸选样式。一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件旗袍都想尽可能做到完美，哪怕主顾的身材尺寸都有记录，只要客人想订新的，我都会要求她们再来量一次，再次确认她们现在的尺寸；二是旗袍确实比较挑剔，不像别的衣服大一寸小一寸也许没有关系，选什么款式颜色说个大概就行，说得苛刻些，一个细节上的误差真的有可能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影响整体美感。每位顾客的新衣，我都会结合以往的订制记录，加上她的个人想法，设计出新的款式。所以忙活完，营业到凌晨也是家常便饭了。
店里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小到打扫卫生，大到做旗袍，都是我一个人在忙上忙下，日子长了，也觉得机械得很。不过这年头，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又能去干什么活？除了对旗袍有点遗传的认知外，我想我也别无所长了。
至于遗传的因素，主要来自我的爷爷。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专为上流社会贵妇名媛剪裁旗袍的好手，即使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上海也有她奢靡的一面。他成名极早，年纪轻轻就被人称为神袍李，能在称谓里加上一个“神”字，他的技术可想而知。据说有人请他做旗袍，他只要看那女子一眼，就可以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毫厘不差地画出那女子的身型尺寸，然后快速地设计出样式，剪裁好一袭完整的旗袍，这是他的拿手绝活。所以，那时候在上海，我爷爷做旗袍的工价是最高的。
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到后来的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全民致富奔小康，什么都已变迁走样。爷爷的名声虽不及以前那么响亮，却一直在这座城市里隐隐约约地流传着，生意再冷清也足够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所以，父亲和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了，不愁吃喝，身家清白。
印象中的爷爷慈祥，言语不多。或者说我的家人都比较喜静，爷爷、奶奶、妈妈和我，三代人的饭桌，静得出奇。因为不喜欢热闹，家里很少有客人。
其实爷爷也有让人觉得很热情的一面——做旗袍时的专注，已到了浑然忘我的地步。其实到改革开放以后，旗袍生意已呈日落西山之势，通常接的单都是酒家或影楼的需要，款式单一，无需多大新意。可爷爷还是一如既往地忙，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其余时间都待在阁楼的小窗前，戴着老花镜忙碌不停地做旗袍。窗边的几个大立柜里满满当当的全是他闲暇时做出来但又从来不卖出去的旗袍。
可能因为从小跟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跟父母还长，虽然先后经历了父母的离去，我从来感觉不到祖父母渐渐年老，也从没想过他们有一天会离开我。母亲走后，我以为自己会与祖父母一直安静相伴到老，但奇怪的是，爷爷在某天晚上，一声不响地扔下了我和奶奶，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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