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民谣，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道宗赵佶为政时期的民谣。
殿内气氛变得沉重。
名可秀声音清越，响于殿内众人耳边。
“儒家讲君子不言利，但整个君子阶层能不言利？精英阶层没有占据更大的饼？没有剥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学说讲人性，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若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为恶，何以有仁德礼义？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没有纯善纯恶。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恶。因为有善，我们能仁德；因为有恶，我们有私欲。因为私欲的存在，故圣人曰，仁爱要有亲疏层次，先爱其亲，再泛爱众，再及天下。精英阶层对自己的阶层施以‘仁’，这是仁爱的层次，没有错。但在利益已足温饱，更甚有衣裘广宅华车美妾之奢逸，精英阶层让出些利益给庶民有多难？仁爱及庶民有多难？宽刑及庶民又有多难？”
一连三个“有多难”问及人心。
学子们激烈鼓掌。
待掌声渐止，她又问：“国家何以有礼法？”
“为了人性。”她道。
“无论礼还是法，都是为了‘仁’。”她最终结语。
对阿湖案怎么判，要看国家的仁到了什么地步。
卫希颜目光中流露出赞叹。
她没有想到，妻子会这么辩议。
但无疑是聪明的！
直接绕过了维“礼”还是维“法”的争论，将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国家的“仁”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是还在亲亲——仁爱自己的亲人？
还是到了亲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体？
还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体，下及庶民？
还是到了泛众——仁及其他国家的民众？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静默了。
台下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们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响起掌声，继而热烈，经久不停——学子们是激动的，他们还没有为一家之主，还没有为政之派，还没有牵扯进太多的利益，他们有更多的热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让国家更好的抱负，他们希望仁德能够普惠天下。
谢伋闭了下眼，心中叹了口气，给名可秀设的这个陷阱等于白设了。从治国来讲，谢伋对名可秀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为宰相时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则国无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来讲，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统威胁啊。
赵昚扬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声的热烈表达了人心所向。
对于“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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