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形虫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进化的巨大威力。我们在这里说的“进化”可不只是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转变过程，而是指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变得越来越强。弓形虫看起来是某种“低等”的原生生物，而老鼠、猫和人类各个看起来都是“高等”的哺乳动物，但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基因的延续找到了聪明的方法。弓形虫对动物行为的支配告诉我们，生命其实无所谓“高等”和“低等”，所有的生物都在进化中形成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生命都是适应我们当下的这种环境的“成功者”。
不仅如此，弓形虫的例子还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意志”指的是我们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能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但弓形虫给了当头一棒，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个性有可能被一种小小的寄生虫所改变，我们崇高的“自由意志”也变得不那么靠谱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弓形虫的例子了。弓形虫的基因组中有一种哺乳动物的基因，这种基因所编码的一种酶可以用于合成多巴胺，而通过多巴胺的合成，弓形虫控制了动物的行为，最终增加了延续自己的基因的可能性。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通过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不仅看到了进化的巨大威力，还让我们对“自由意志”产生了一丝质疑。或许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独立，我们自以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有可能是被其它的生物所控制的，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结论。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带领我们重新思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个例子是关于“鸟喙”的，所谓的“鸟喙”指的就是鸟的尖嘴。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鸟喙，它们曾在进化论这一科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的贡献，当年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旅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正是因为比较了不同岛屿上的鸟的鸟喙形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才启发了他对“物种起源”问题的新思考。后来，美国的进化生物学家格兰特夫妇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研究，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在这本书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在讨论中针对鸟喙的问题介绍了一些有意思的观察结果，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进化的机制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那么鸟喙到底能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示呢？我们不妨根据“人工生命之父”克雷格·文特尔的讨论来思考这个问题。
假如岛屿上经历了一场旱灾，那么这对于存活下来的鸟的嘴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要分析鸟的嘴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要看的是鸟的食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旱灾所直接影响的其实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植物，这些植物及其种子常常会是鸟的主要食物来源。经过一场旱灾，大量的植物不但会干枯，植物的种子也会受到威胁。那么对植物而言，要想在旱灾中生存下来，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让种子进化出坚硬的外壳，这些外壳可以保护种子不至于过分失水。
说完植物，让我们回到鸟类来。假如一开始在小岛上的鸟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形状不同强度的鸟喙，那么在经历了旱灾的自然选择之后，只有那些有尖利的鸟喙的鸟才能撬开植物种子坚硬的外壳，吃到食物，最后生存下来。也就是说，一旦环境变得恶劣，小的种群就会开始形成。
在这本书中，“戴森球”概念的提出者大科学家弗里曼·戴森对此有个简单的总结：在环境变得不好的时候，为了保证能够成功繁殖后代，就不得不限制更多的条件。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比如当环境变得很冷的时候，可能会进化出很耐寒的生物；而当环境变得很干燥的时候，也可能会进化出适应干燥环境的生物……随着越来越多限制条件的产生，逐渐也就产生了从外观形态到生活习性都非常不同的物种。
然而，环境不会永远一成不变，适应某种环境的生物看起来是自然选择中的赢家，可它们的胜利其实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可进化性”的降低。这听起来有些难懂，用个直观的比喻来看：一种生物在进化中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可如果环境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比如突然又连续几年发大水，那么它原先适应干旱环境的优势可能反而会转为劣势。换句话说，由于“可进化性”的降低，这种生物在大自然的选择下显得非常固化，缺乏可塑性，也就缺乏了适应性。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自私的基因”概念的提出者、着名的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就讨论了关于“可进化性”的有关问题，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生物不但在进化，而且在发生“可进化性的进化”。“可进化性的进化”的意思就是说，与其花费巨大的成本，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保持超强的适应性，不如有时候退一步，学会在进化中保持对环境变动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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