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只是论及辛苦问题，好像光说农民艰难，没有说这些俸禄够不够养家，开始朱允炆看的时候，也是主观臆断的认为如此，但是随着内厂调查现在大明的生活标准，朱允炆才慢慢的体会到，大明的俸禄其实并不低。
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俸禄而言，是七石半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三斗，七石半大米是二十五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
七石半大米，折合另一个时空的钱币为一千八百四十元左右，想对于一个建国初期的大明，给于官员的俸禄不算低了，后来由于大明宝钞控制的比较严格，所以在这个俸禄的基础上，朝廷发放俸禄一般遵照七成米、三成钞的比例发放，但也不至于说是底薪了。
想想自己当初大学毕业，在律师事务所打工，实习期间每个月不过千余元的工资，相比之下，好像一方父母官还不如他一个打工仔，但是要想想两个时空的购买能力，根本没有可比性，大明建国初期，无论是铜钱、银子，还是经过自己整顿后稳定的宝钞，购买力是十分强劲的。
更何况每个官员背后还有田产、祖产和部分生意往来，也可以补贴生活，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还要抱怨俸禄太低，还要去贪污呢？
为了这个问题，朱允炆暗自揣测了很久，也问过诸如杨杰、方孝孺和傅雍等个层次官员同样的问题，提及高薪养廉，方孝孺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两眼也是充满着疑惑，还是杨杰一语中的，参杂着朱允炆的思想，可以总结出：
官员们家庭人口众多，家庭人口不但包括妻子儿女，而且还要包括奴仆杂役，三妻四妾和丫鬟随从等等，就拿原先说过，为国捐躯的武定侯郭英，官方允许其养奴仆二百人，但是被御史参奏的确实蓄奴六百余人，这样以来，这么多人口，要靠多少粮食去养，光是穿衣一途，恐怕就耗费不少。
由此，方孝孺翻阅古籍，得出一个悲剧的结论，前宋是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
在古籍中发现，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二十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三十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五十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十余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三十人光景。
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这就是说，如果按照官员的俸禄要养三十人计算，在俸禄较高的前宋官员，依旧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前宋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朱允炆在这里陷入了困境。这就是说俸禄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五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
按照老朱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俸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但是县令的直系亲属加上雇工、奴仆和帮佣等人，一般来说都超过五十人。也就是说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五十个人。以五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五十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十倍才行。
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里不保罗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
朱允炆由此陷入了沉思，高薪养廉，到底多高才算是高呢？这条路明显的有些走不通，随着你俸禄的提高，官员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奴仆、妻妾的人数也在增加，那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
更何况，自己刚刚想展开手脚发展商业、工业，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纵然是朱元璋给自己留了一个不错的底子，也挡不住给这些官员加薪啊。
而且，随着自己会逐渐减轻各地税赋，虽然田地增产可以抵消一部分差异，但是随着朝廷发展重心的改变，农业渐渐会被暂时摆在一个次要点的位置上，那时，官员们的该如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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