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是真的没有将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连朱高炽主动放谢贵、张昺二人回京师，也不可置否，连个回话也没有，便将谢、张二人重新安排了职司打发了。不说朝臣们想不透，就连身在北平的朱高炽、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抚还是剿灭，你倒是给个话啊。
但是朱允炆始终就是不做决定，待到宗室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让朱棣写个最后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后的期限来临一般，不再提这件事情了。
他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第一，经过综合分析，北平没有了朱棣就等于缺了一条腿，在北平那一片左冲右突的转悠，没有一点儿办法。更何况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啊，在另一个时空，要不是建文帝决策错误给了朱棣机会，北平造反成功的机会还是等于零，所以只要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边再扣着朱棣，北平一点威胁也没有。
第二，朱允炆暂时还不想让北方太平，没有朱高炽在那里闹事，关于这次宗室会议有很多议题都不好提出来，单纯的削藩怎么能行，朱元璋的过于依赖藩王导致了后期放心的对功臣良将进行诛杀，自己总不能来个物极必反，过于排斥藩王导致外臣坐大吧，更何况，说不定极度的削藩后面也隐藏着腥风血雨。
哪一个已经就藩的王爷身后没有一股死忠势力，特别是在北方的塞王当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么就代表着要将他身后的那股势力换血，目前大明那里来的那么多替补，何况替补也不定可信，忠于这些藩王也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能力，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换的太多，难免会动摇国本。
朱允炆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对于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极左和极右的路线都走不得，那样可远远比打一仗损失惨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办法，对于这次宗室会议，朱允炆给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间的目光全部注视着这次会议，只有采取老办法，用战争来转移视线，而且他主要的战争目标也不是北平，而是朝鲜和日本。
因为朱高炽留着还有用，北平留着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来牵制朱棣，现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两难，儿子被定性为谋反，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语便是有人说是同谋，放任不理，与儿子划清界限，会被人说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声讨队伍，又会被儒家诟病，左右逃不出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如此以来，怎么能不让朱棣难受万分，而朱允炆正是因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为有很多话，朱棣说出来，比他说出来，效果要好的多。
建文三年的五月，宗室会议如期召开，作为皇帝，腾出了正心殿作为召开宗室会议的主要地点，是为了自己能够随时旁听，除了在开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简短的发言，之后就宣布自己不参与会议。
但是会议记录却通过书记官源源不断的送到御书房中，供皇帝参阅。
之所以诸藩手群臣诟病，这个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宽松有关，那时候，藩王府不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论处。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这一条更是引起了大臣们的抵触。
因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地方，大权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别是北方边塞之处，更是军民只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说，让那些以治天下而为己任的官员们深痛欲绝。
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岁禄单是米一项，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元璋为了增长诸子的威望而设，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稳固皇权，朱元璋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诸子年纪渐渐长大，却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觉。
在朱允炆监国期间，从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非但稳固不了皇权，反而对皇权是个威胁，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藩王世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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