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习惯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儿上就不上报了，但却留下卷宗，平时跟李永吉通话的时候，就只陪李永吉说他感兴趣的话题。
就这样，由于李永吉自己的放权，沈世明这才在国内渐渐掌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开始对国内官僚机构以及施政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简政跟人治，减少朝廷跟民间的对立，尤其是减轻知识分子的敌视。
因为在沈世明看来，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东西，太过繁琐，也太过严苛，如果都按照那些办法来，不说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够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老百姓不一定会买账，很可能把一个好的法律变成一个坏的恶法。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不太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也没啥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以管的过多的话，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让朝廷官员尽量的少管闲事儿，反正如今中华帝国的主要财税来源又不是通过地税跟人头税，而是靠皇企、国企上缴的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奢侈税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的直接关系，那倒不如干脆让朝廷抽身出来，免得到时候惹得一身骚。
这样一来，各地的行政机关就不必造的太大，比如警察之类的就不用招募太多，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而与此相对应的呢，当官员减少对地方的管束干涉之后，地方的治安却没有多少恶化的现象，甚至比过去更好。
简单的说，沈世明的简政理念，其实就是属于传统商业性的开源节流方法，他是通过减少地方官吏数目，减少官员对地方的管束，从而达到减少行政开支的目的。
不过，虽然简政是为了节流，但他却很有分寸，只是减少地方官，尤其是吏员的数目，通过减员的方法来减轻薪水开支，但对国防军的投入却一点也没减少。
因为沈世明很明白，能被国务院指挥的国防军，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是万万不可轻易动摇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动，唯有军队不能动！
在节流的同时，沈世明也很注重开源，比如说他把土地税挪用，不再兴建大规模的教育设施，而是以这笔钱当本金，再联合一批徽商，搞了一个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专门给一批大地主、旧官僚还有人脉广的知识分子放贷，鼓励他们兴办实业。
为了让那批人接受他的好意，他不但通过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放贷，还找人尽心尽力的牵线搭桥，给借款人开办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能一路绿灯，能够尽快的回本赚钱。
由于这时期的中国境内正是战乱刚平的恢复期，又有新技术当推动力，对外贸易更是如火如荼，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飞腾阶段，可以说随便做什么都赚钱。
在这种氛围下，尤其是当官之路狭窄的情况下，这批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志的旧官僚跟守旧的知识分子，干脆借着沈世明搞出来的这个东西下台阶，以实业兴邦的口号投入到下海经商的大潮。
资本的魅力是无穷的，当他们放下身段投入商海之后，他们很快就被这种新的刺激所征服，什么仁义谦让之类的全部都扔掉了，对利润的渴求成了第一位的。
虽然因为时间还短，加上中国太大，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过低，还没有让全国人民进入全民经商的大潮，但至少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经商赚钱却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大大的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
其实，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成见经商，进而形成一股经商下海的风潮，也是多种合力使然。
首先，自然是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当李永吉成立中华帝国，进而统一全国之后，虽然还有一些地方是所谓的自治省，但由于中央朝廷拥有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又取消了所有的国内关卡，整体环境是和平的，这为商业兴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条件。
其次，就是开放国门的经济政策。
中华帝国成立之后，经济方面实行的是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等于主动向外打开了国门。这样一来，国外商人就能更加方便的来到中国淘金。而外商的到来，不但带来了大量资金，也带来了大量的订单，等于是给中国增加了资金，顺便拓展了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经营。
这其中，结合了部分现代技术，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功不可没，尤其是那些疗效显著的中国药，更是国际贸易的宠儿，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东西，为国家带来了大量利润的同时，也顺便带火了周边市场。
再加上这时期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在经历战争，导致新大陆的市场萎缩，而印度则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暴乱，也是元气大伤，所以欧洲各国干脆把贸易重心都投入到中国，加强了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可以这么说，到了1864年，欧洲超过一半的对外贸易都是走的中国市场，等于是把大半个欧洲都变成中国货的倾销市场，而与此同时呢，大半个欧洲的黄金白银也随着中国货的输入，大量的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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