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下面的地方官就不同了，由于历史问题，地方官都是当地士绅选举出来的，可中国的情况跟外国不同，选举出来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当地的豪强，虽然不能说都是恶霸，但手脚不干净却大都是有的。
另外，地方上能成为豪强，说明大都跟前朝很多旧官僚什么的多少也有些关系，你不深究也就罢了，要深究的话，那问题真的是说不清了。
以前李永昌在中枢，接触不到这些，也没空管这些，毕竟那时候光忙着财政以及后勤的事情就够他忙了，可现在他有空了，于是他爱管闲事的心思就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当他打掉一票官僚，受到当地百姓高呼千岁跟大青天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尤其旺盛。
在李永昌看来，在中枢处理那些繁文缛节，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处旅游，顺便敲打敲打当地官僚，然后享受人民群众的感恩戴德来的有趣，来的痛快。
正因为满足感更强，过的更痛快，所以他也就更加乐此不疲，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兼违法官僚的身上去了。
中国如今的情况，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穷人占大多数，真正的权贵与富豪，就那么点，真要是较真，大多数靠选举当选的地方官，跟中央朝廷多少都能扯上点关系。
现在好了，义王简直就是个官场丧门星，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而且因为他喜欢玩牵连，经常连中央的官员也给祸害了，甚至连沈世明的好几个用惯了的好下属都被逼辞职。
连国务院都如此，法院系统自然也相差不大，毕竟能当上法官的，肯定是读书人，而读书人的家里么，或多或少都不会太穷，就算以前比较穷，一旦族人有人当上法官，这个家族也可以很快兴旺起来，这种兴旺甚至都不需要这个法官做点什么，只需要有这个事实，地方上就会高看一点。
所以说，当帝国建立，新权贵崛起之后，新权贵的家族也跟着崛起了，这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官本位思想依旧是深入人心，就算军本位强势崛起，但依旧无法阻挡官本位的强势地位，甚至军本位也成了官本位的一个延伸。
那么，在普遍的官本位思想环境下，一旦家里有人在新朝政府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中央的大官，那甭管理解还是不理解这个官有多大，至少在老家当地，这个大官的家族，身份地位就不同了。甚至都不需要这个家族做什么，周围的人就会自动自发的为这个家族做很多事情。
这就跟前朝有人中举，然后周围人送田送钱是一个道理，从根本上说，是大家都希望攀附权贵，都不希望跟新权贵或者新权贵的家族闹不愉快。
人一旦乍富，加上被周围人一烘托，内心往往就会膨胀，再加上人多嘴杂，法律意识淡漠，做点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同样的，人不可能一个敌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嫉妒恨的人，所以告密的人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因此，李永昌的青天之旅，虽然看似是大好事，但其实根本是做了无用功，因为他打掉一批官僚，新上来的人未必就会比原先的人好多少，甚至可能会更坏。而且新上来的人，因为有过前任的前车之鉴，做事会更隐蔽，实际上更不利于监督。
没办法，此时的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觉悟，他们大都是抱团生存，所谓的控诉，大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出自本集体的意志。
至于那些高呼青天的举措，也不能代表全部，要知道此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相当的低，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彼此之间相距很远，一拨人对你感恩戴德，不等于另一波人同样如此。
甚至是，地方的民间往往都有私仇，一方得利了，另外一方就有损失，所以归根到底，李永昌的这个做法对帝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就算处理了一大票官员，可除了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量名声外，对当地的官场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吧改变，甚至还为中央搞出了一堆的麻烦，不利于政治的稳定。
总之，就是因为义王殿下喜欢到处揭发，搞的上上下下的官场都不安宁，所以国务院跟法院就走的越来越近，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问题就在于，元老院跟议会的人，还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些所谓的皇商跟伪皇商就不提了，那些没资格成为伪皇商的，为了能经商方便，大多数都买了个议员的身份。
没错，就是买议员，元老院是不行的，那都得是核心人物才行，但下议院，也就是议会的名额可是有很多的，花钱买个议员，同样可以见官不拜，甚至还可以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
毕竟根据帝国的法律，议会是可以监督政府的，而议员则可以对当地政府官员提出质疑甚至弹劾，所以议员虽然平时没有什么实权，可对当地官员来说，却是一个大麻烦。
原因很简单，中央就不说了，每个地方上，除了政府衙门外，还要有议会，一旦议会召开会议，对某个当地官员进行弹劾，只要超过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让这个官员停止一切活动，处于观察自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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