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情，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相应地指出他的履历中，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暂时还安然无恙。但是，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有私交，而对这些领导人，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显然，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头，同时也希望这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
然而，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７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戈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１９３７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１９３５年４月７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
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是大家都知道的。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
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
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时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敌人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１９３８年３月３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３月２日到３月３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
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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