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未结束，人祸随即又可怕的降临了！
面对着空前大地震，日本政府猝不及防。
此时，日本经济正处在低迷时期。在大正“天皇”掌权的短短１５年之间，日本内阁更迭达１０次之多，几乎一年一换。
地震爆发之时，日本正处在新旧内阁的交接空当之中，日本各地的起义暴动此起彼伏。候任首相山本权兵卫还未确定内阁成员名单，前任首相加藤友三郎仍在担任看守内阁首相。
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将矛盾由地震转移到别的地方......
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
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
在街头巷尾，无数青年、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他们设立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大刀、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
而在日本的华人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浙江人黄子莲惴惴不安地挤在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栈里。与他一起的，总共有１７４名浙江老乡，他们都来自浙南地区的温州、处州。黄子莲的老家是永嘉县二十三都坑源村。
余震还不时地发生着，大地依然在颤抖。
晚上９点多钟，林合吉客栈的宁静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人打碎了。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团员、警察和军人，冲进了这家小小的客栈，要求中国人立即起身，送他们回国。
黄子莲们被赶出了客栈，日本人引领着他们在店外的空地上集合。
突然，日本人高喊：“地震!卧倒!”
１７４名中国人乖乖地卧倒在颤抖的大地上。日本人蜂拥而上，斧劈、刀砍、剑刺、钩扎，中国人的惨嚎声响彻天际，与大地的隆隆声呼应着。
黄子莲昏死了过去，他的头部及右耳后被打开了一个大洞。同伴们垂死前挣扎扭动，一些人爬到了他的身上。在这些尸首的遮盖下，他成了１７４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命悬一线之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道：“我们３人乘电缆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道：“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 坑村就有６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道：“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１６０３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１７０４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７１６人，其中当场死亡６２２人、失踪１１人、负伤８３人。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６５８人，死６０５人、伤５３人。另有温处籍华工４２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７００人，其中死６３９人、伤６１人。
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３０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
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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