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精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很快地强过味の素，有其两大原因：一是成本作用，二是心理效应。
天厨佛手牌味精是从面筋中提取的，而日本的味の素则是由鱼类、大豆及其他蛋白质中提取的。相比之下，味精后来居上，成本本来相对为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又得了个近水楼台的便宜。纺织业也需要面粉，而所取点不同，织布浆纱主要所需是面粉中的淀粉部分，面筋则变成了纺织厂的处理余品，自然价格更低。
而上海这个最早的通商大埠，纺织业不但兴办得早，而且厂家也越来越多，收购起来极为低廉与方便。又是就产就销运费微乎其微，而味の素则须越国跨海，无异又拉大了成本差。在质量相当的情况下，价格是竞争的最重要手段，成本低自具极大的天然优势，降价竞争的结果，成本高的一方一旦被迫将价格降到成本线以下，如无特殊原因，势必被迫自动退出市场。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先进与落后只是相对的，是受时间参数制约的。一时的先进，如不再接再励，不断更新，泥于保守，时间的推移，必导致后来居上，先进反而成了包袱。从中也可以看出吴蕴初的历史作用。这是成本优势。
至于心理效应，一是具备了国人之前在满清和北洋时代因备受列强侵害，对列强，并因列强而及洋货，所产生的逆反心理作用；二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厂名、品名及商标的听觉与形象作用，及张逸云、王东园的广告作用。
张逸云于味精厂开业之初，便将新产品佛手牌味精移来门面好、信誉高、历史久的张崇新酱园一并销售，在他那福建路临街的大门脸上几乎贴满了彩色斑斓、令人醒目的广告：
“天厨味精，鲜美绝伦”；“质地净素，庖厨必备”；“天厨味精，完全国货”......
王东园又是位很出色的公关人员‘，眼光敏锐，机变灵活，每天几乎一刻不停地驾着一辆小彩车，作着生动活泼极为吸引人的宣传。小车上插着五彩缤纷的小旗，旗光闪动间是一条醒目的标语式广告：
“天厨味精，胜过日本的味の素”。
车行时缓时停，广告声却一刻不断，后面还跟了几个敲锣打鼓吹喇叭的人，大助声威。王东园用他那甜而亮的宁波腔诱人地喊着：
“天厨味精，天厨味精，佛家妙品，人间享用！”
“国货味精，国货味精，完全国货，与洋货不同！”
“超过味の素，价格更公平，不信您就尝，一尝保相中！”......
每日价酱园前、小车旁总是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地道：“这味精可是新货色，是不是能和味の素一样？”
“尝尝，尝尝，反正用不了几个钱，好了就买么！”
“总是国货嘛，就算差点，比吃洋人的货肚子里也舒服！”
一尝，果如宣传的一般。物又美，价又廉，还是国货。吴蕴初又根据用户对新产品难免疑虑的心理，将工厂厂址，特别是采用的原料公诸于众。面里取的嘛，可以去看看，不会有毒！打消了某些人的疑虑，并澄清了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舆论，谁还犯傻不买味精去买味の素？第一批生产的五百磅当即供不应求。
“天厨”厂在诞生之后，不但没被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垮，而且冲垮了洋货。
由于成本、心理效应等竟争优势，逼得日本味の素节节败退，难以招架，在多种洋货逞凶中，争了一口气，反败为胜！
民国十年，“天厨”厂的年产量由初建的两千多公斤飞快地翻了两番多，达到了九千公斤。
依靠大总统王恒岳和民国政府的暗中全力支持，日货更受抵制，本来无力与味精竞争的味の素更趋颓萎，连南洋的华侨也弃日货味の素，改用了国货味精，进入了“天厨”行列。
佛手牌味精不但打入了南洋各国市场，而且很快就成了该市场的紧俏商品！
在以后几年中，“天厨”厂的产量几乎是年年翻一番，到民国十三年起翻了近五番。
事业如此之兴旺，经营如此之红火，莫说较那些艰苦挣扎的企业，就是当时的整个工商界也是很少见的。
尽管产量大幅度成倍增长，仍是供不应求，而滞销于一隅犹如困兽的味の素，由于无人问津，只急得经销商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天厨”就乘机派出人去私下里压价收购，再集中在一个亭子间里改换成味精的包装投放市场。
日商多少年来都已惯于以居高临下的优势雄踞中国这个广大而优厚的市场，尽情地攫取，如今一旦被味精将其“味の素”击得狼狈不堪，如何能不又急又气？
气急之下，又采用了他们一贯的霸道野蛮手法，鸡蛋里挑骨头，硬是牵强附会地将天厨产品的名称“味精”说成是由他们曾做过的“味の素”广告词中“调味精粉”中截取下来的，于是抓住这根稻草由日商铃本株式会社出面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商标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取消天厨厂味精商标的专用名注册，企图以此破坏味精的声誉。
吴蕴初根本就不担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背后撑腰的是谁！
不过为了在表面上应对日本人，他还是派出了营业经理王东园赴南京去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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