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莱芜的惨败，令刚刚还气焰嚣张的徐州行辕与国防部里的高级长官们，一下子如同堕进了地狱里一样，一时间的朝野上下的责骂声、质疑声连成了一片，同时要求国共再次和谈的声音也再一次响了起来，但是这个时候的蒋主席却有些恼羞成怒起来，隆重地发布了戡乱剿匪令，下令把共产党驻南京、武汉与重庆等地的办事处全部查封。可是，这个时候，连美国债主也愤怒了，质问着为什么十天前还大言不惭着说消灭共军十六个旅，攻下临沂城；十天之后为什么又如此得不堪一击，损失如此惨重？他们送给国军的装备在这个时候全部便宜给了共产党的军队！
面对如此的结果，肯定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蒋主席自然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错，便是自己的错在这个时候也不好再说出口来，于是徐州绥靖公署的主任薛岳成了替死鬼，这位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便如此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被蒋主席调回南京，高挂了起来，再也没有得到过重用，直到后来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蒋主席不得已派薛岳去海南岛搞了一个伯陵防线，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心无力了。
在军事上，蒋主席眼见着自己的部队被共军一点点地蚕食掉，只能有所侧重地对共产党所占领的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攻击。
随着薛岳的被撤职查办，郑州绥靖公署的主任刘峙也被撤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坐镇到了徐州，整体指挥徐州与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作战。当下，顾祝同便集中起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合四十五万人，组成了三个兵团，准备着再一次对山东的共军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此时，就实际而论，虽然薛岳在半年的时间里，连败了宿迁、枣峄与莱芜三仗，但是也基本摸清楚了山东共军陈毅与粟裕的作战风格，他毕竟还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指挥官。蒋主席的临阵换将，却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惩戒作用，反而让国军陷于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为以后更大的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
对于华东野战军来说，薛岳换成了顾祝同，显然是一件好事，副司令粟裕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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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之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曲阜，对于整编十一师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令胡从俊不可思议，更令张贤摸不着头脑，不明白王辉将军这是怎么了？明明自己已经和他说明了情况，他也已然领会，怎么还会犯下如此得大错？
直到后来，见到王辉将军的时候，张贤才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只是在这个纷乱的战场之上，便是他有孔明之才，太公之策，又有何用？他不过是一个处于基层的小团长，在排兵布阵上根本没有一点得发言权，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充当别上手中的棋子，最有可能提却是充当别人的炮灰。
那于搜索队上一次的成功与失败，胡从俊非常看重，在这个时候他很是明白，自己眼睛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无论是上峰的情报，还是道听途说来的情报，都带着很大的风险，就如同这一次国军夺下临沂城，很显然就是共军故意让出了城池，又哪来得全歼其十六个旅的消息？那只是那些好大喜功之人的一种粉饰。如果不是这纷情报，相信王辉将军也不会如此就轻信了上峰的言词。所以，胡从俊决定加大搜索队的力量，因为这是整十一师的眼睛。
胡从俊把搜索队扩编，把兵力增加了两倍，实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营。与此同时，胡师长又从十一旅中抽调出来两百余匹日本大洋马，组成了一个骑兵队，从各部队中抽选骠悍的官兵组成，配以轻武器与无线电通讯器材，使之灵活机动，专门担任远距离的侦察搜索任务。如此一来，整十一师的侦察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就等于是给自己加了一道保险。
搜索队依然是归属于三十二团领导，队长由副团长熊开平担任；而骑兵队则由师部直接领导，由此时已经被调到师部当参谋主任的龙天涯来负责。
对于国军来说，莱芜之战令所有的人都为之震动，便是军事行动也十分慎重，而共军也急需休整，在这其后的一个月里，双方倒是互相对峙着，没有再发生更大的战斗。张贤也便利用这一个月的休整之机，对自己的三十二团加紧训练，以求达到张凤集之战前的战力。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贤与各位营连长的努力之下，这支组建不久的新军已然初有成效，在各项比试与测试中，并不输于整十一师的任何一个团。
四月的时候，徐州那边的战令终于又下到了整十一师里，这一回，根据最新的作战计划，国军的三个兵团将再一次对共军所占领的沂蒙山解放区发起重点的进攻，而整十一师的任务就是从曲阜出发，一路向东，攻占临沂与新泰、莱芜间的枢纽——蒙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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