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条线索合在一起，使公安局不得不慎重考虑早些日子杨青林给公安局写的一封信。杨青林在这封信中为盗窃犯俞春生提出了申诉，他要求公安部门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他说根据他在劳改队和以后回乡来一些日子的了解，俞春生不像是犯罪分子，而作这一案的犯罪分子由于搞了栽赃，至今还逍遥法外。
自从县委宣布重新任命杨青林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以后，他所写的这封信的分量便显得重了，它促使公安局不得不把这桩盗窃案提出来重新加以研究。看过新近得到的提供了重要线索的三份材料和杨青林的申诉信，罗四拐子是不是这桩盗窃案子的真正罪犯，几乎成了所有参加研究人员共同的疑问，这个疑问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证，决定对罗四拐子一家进行搜查。
搜查是分两次进行的，一次在柳林大队罗四拐子夫妇的住宅，一次是在河对面另一个大垸堤上一座宽大的安全台子上的罗润庭老倌的大瓦屋里。搜查的结果，共搜出现金六千多元，其中有许多票子确实发霉了，因为罗四拐子在柳林大垸的住宅靠近内湖，地势低洼，屋里的潮气很重，钞票放在床下一只瓷坛里起了霉。当时参加侦破的人员心里想，供销社保险柜子里只有六千元，扣掉栽赃的三百元，只剩下五千七百元，后来罗润庭老倌又起了一座那样大的瓦屋，置办了那样一大批家具，怎么还会有六千元呢？后来经过清点从罗润庭瓦屋里一只小红漆描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一大沓借单才知道，这多出来的钱，是罗润庭老倌近来发放高利贷所得的利息。
这一案件的揭发，震动了全县，柳林镇与柳林大垸里的人感到震惊更不用说了，这个案件，一时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当罗富庭听到这件事后，他所受的打击超过了他在女儿婚事上的打击，他当时头也昏了，心也蒙了，一下子栽倒在地上。罗彩元已经到安乡去了，没有人在家，他跌倒在地上，没人去扶他。他当时还有一点神志，他心里想，完了，是老伴来邀伴了，他要死了。但他没有死，他只在地上躺了一会，就醒了；他的脑壳里的血管子经过了一次痉挛，使他一时失去了知觉，却并没有破裂，他又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又回到了人间。其实，如果他从此不能再回到人间，他也不会懊悔，因为这人间实在没有什么再值得他留恋的了，他的面子扫尽了，名誉没有了，几桩事情一齐发作，他的地位也难保了。他过惯了那种颐指气使的生活，见惯了人家对他点头哈腰的样子，如果叫他去过那种人前矮三分的窝囊日子，他怎么过得下去？他真有些埋怨老伴不伸伸手，不把自己也带走，把他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
但他毕竟又是经历过许多世事的人，特别是解放以后，他身居领导职务，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在运动中他也曾看过一些人投河自杀。就拿反右运动吧，当时在本境就有两个教师自杀了，但这两个教师现在都得到了平反，如果他们当时不自杀，他们不也像现在许多得到平反的教师一样，提职提薪，住进了新盖的教师宿舍，舒舒服服地过那后半辈子的舒坦生活。他心里想，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又能料到今日事事倒霉的罗富庭将来没有再过顺畅日子的时候，说不定再过若干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个老支部书记又重新被起用，到那时候，他不能仍旧去当他的土皇帝？
因此当他想到这些，他又觉得自己刚才那一阵子出现的厌世思想是可笑的了，他觉得自己甚至连杨青林也不如。杨青林被判了无期徒刑，是个像死人一样的人了，关了八年，又放出来了，并且还当上了公社党委第一把手。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落到那种地步，袁大头与罗四拐子的问题再大，在法律上也牵扯不到自己的身上。
他一连好几天不出门，一则无脸面，再则他也知这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不会再叫他当了，因此当公社马秘书来找他，当面通知他，说奉县委指示，县委同意公社党委的意见，由于他的错误严重，应立即停职反省，他的职务暂时由刚复员回乡的连级干部陈良桂担任，他的反应很平静。
赃款被搜查出来以后，罗四拐子被逮捕了，经过多次审讯，他开头还想抵赖，但在确凿证据面前，最后也不得不全部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犯罪的过程是这样的：
罗四拐子搬到柳林大队后，住在内湖边，离俞春生家不远。俞七阿公是个喜欢玩弄乐器、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的人，罗四拐子常常到他家来玩，渐渐地和俞春生玩熟了。俞春生被招进柳林镇供销社当公务员以后，他更倾心和他交好，他也曾想像俞春生一样，到供销社去工作，但没有如愿，后经老叔活动，派上了公事，在大队部当文书，这大队上的事他管了一半。当他担任文书以后，到镇子上办事的时候很多，和俞春生联系的机会便更多了，有时因办事耽搁了点时间回不来，便到供销社搭铺。俞春生每日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还担任点保卫工作，因此他的房间安排在供销社会计室旁边，到了夜晚，会计出纳回家去住，他便肩负着会计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会计室有一只大保险柜，保险柜子里经常放着几天来供销社的营业收入，供销社的钱是隔三天存一次银行，因此有时保险柜里装着近万元的现款。罗四拐子常来这里住宿和出入，对这些情况很熟悉。有一天，他趁出纳下班时不注意，把手提包放在窗台子前的桌上，自己上了厕所，而别一个同室对面坐的女会计又到营业间办一件什么事去了，罗四拐子就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把出纳手提包里的钥匙偷出来了，他把钥匙偷到手后悄悄地藏在俞春生的房里。当天晚上，他约俞春生看电影。这天的电影是苏联早期的故事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几个样板戏外很少放映其他影片，虽然这也是个老片子，但看的人很多，票是由罗四拐子买来的。罗四拐子对俞春生道：“这票真难买，挤了半天，挤到窗口，才买到一张，后来好容易才又等着一张退票，这两张票不在一块，还好，是同一场，可以一同去看，一道回来。”这样两个人等吃过晚饭，便一道去看戏。他们到了戏院，一对号，不在一排，相隔很远。这时还没开演，场子里乱哄哄的，大家都在对号码找位子，罗四拐子四处走动，跟这个人打个招呼，跟那个人说句话，有时拍拍这人的肩膀，有时又在那人耳朵跟前讲两句悄悄话，引得那人哈哈大笑。他还特地找着一位同队的朋友，告诉他，等会看过戏，他也要回去，请他务必在剧院门口等他，好一道走。经他这样一活动，几乎使今日场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他了，鼎鼎大名的柳林大队的文书罗四拐子今天也来看戏了。但待电灯一熄，银幕上出现了那些战争年代的图像，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住了，罗四拐子便轻轻溜出来，由于他特地选了一个挨边靠门的位子，他溜出来很容易。他一溜出来，就径直往供销社里钻。这时供销社的大门已关，还有扇侧门，是供本社职工出入的，罗四拐子常来常往，他很清楚。当他踅进门，没有遇到一个人，因为今天整个供销社都出空了。这部影片只在农村剧院放映一场，机会难得，谁不想去看一看呢？罗四拐子来到俞春生房间，掏出钥匙打开他的门，这一把钥匙是俞春生给他的，因为他最近常来这里住宿，给个钥匙出进方便些。罗四拐子走进俞春生的房间把自己的鞋子脱了，换上了俞春生的鞋，他又从俞春生抽屉里拿出一双他早就注意到的手套戴上，然后再拿着从那位出纳手提包里偷来的钥匙，走出了房门。当他走出房门，他先小心向四处望了望，只见整栋屋子这时都不见灯光，更没有一个人影，这样他便放心大胆地走过去，把会计室的门打开，接着又把保险柜的门打开，把柜子里的钱拿出来，塞满了自己的口袋。他特地在自己的棉衣里面穿了两件中山装，一边四个口袋，都装满了钱。接着他把出纳的钥匙留在保险柜上，带上了门，又回到俞春生的屋子里，换上自己的鞋子，走出来。他故意把俞春生的一只手套遗落在会计室的桌子上，把另一只丢进俞春生窗下的阴沟里。他这样作过了案，又偷偷溜进了戏院，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因为当时大家都正全神贯注地看电影，谁也没有注意刚才罗四拐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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