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张溥所惦记的吴次尾吴应箕，此时正斯文尽丧，狼狈不堪。
他在登州是和总兵官一起，不论走到哪里，尤世威都尽其所能的帮着吴应箕解决麻烦和困难，以老总兵的身份地位，说调动兵马布置地方军政事务就算了，保护一个好友在登州各地游历，自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等到七月前后，张世福走马上任，接任登州总兵，尤世威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没有回朝中等兵部的新任命，也没有回榆林老家养老，而是在登州府城内买了一座宅邸住了下来，同时修书回榆林，着令族中老者前来登莱养老，年轻者仍愿从军效力者，不妨到登莱军中报名投效。
这两年尤世威冷眼旁观，知道浮山军体系已经完全，不论是领兵的大将还是下层军官都十分充足，军校在一两年内还会补充几千名的年轻军官和士官，而缺乏的就是有经验的中层军官。他尤家的子弟和榆林的一些将门世家，论起忠勇和能力来，在大明军中都是佼佼者，在浮山这边，上来先训练，融入体系，几个月后干到下层军官和中层，当不在话下。
吴应箕一听，就知道尤世威的打算是与张守仁沟通过的，否则的话，这样大规模的在百人或数百人之间的军官融入计划是不可能被通过的。
“嘿嘿，老夫看的很准，大将军的部下山头太少了，军中无山头，不是好事啊！”
尤世威提起此事时，自是以自己的眼光为傲，不过他也不大清楚，张守仁愿接纳这些秦军将门，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忠勇和朴实的家风，秦军是明末时各大军镇吃的最少，穿的最差，却打的最顽强的一支强军，孙传庭最后用来拯救明王朝的出潼关的十万大军，就是秦军最后的余烬，如果秦军不亡，明朝就尚有一线生机。
最后李自成入关中之后，一路北伐，所有城池都望风而降，只有在尤世威的家乡榆林遇到了殊死抵抗，最后城破之后，城中的秦军将门世家被屠戮一空，几个解任的总兵官都死于此役……这样的忠勇，在明末军镇中是十分罕见的。
如果是辽镇那样的将门，不要说加入数百人，就算是一个，张守仁也是叫他有多远便滚多远。
……
对尤世威的打算，吴应箕并不赞同，他比张溥看的还要深远，还要多，受到的震动当然也更大。
张守仁的一些举措，比如种种在民政上的努力，还有使耕者有其田的做法对每个读书人来说都不算错误，但有一些，在吴应箕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狂悖之举。
毁经灭道，完全就是颠覆既往的统治根基。
说白了，中国自从以汉代秦之后，就是以儒为表，以法为本。外儒内法，这才是统治之基。当然，一般的读书人不知道，看破了的读书人不会说出来。
庞大的帝国不可能实行精细化的管理，在信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是以礼法为核，以帝王为表率，成为在世的圣人，以儒家和士大夫为统治的延续，用士绅绅权和族权融合交替的办法来施行有效统治。
所以名流青史的青官肯定不是因为在任内修桥补路而闻名于世并且广受赞美，而一定是轻省徭役，与民休息的那种。这样的官员，才看透了统治的实质，并且以自身的能力调和地方的阴阳，使矛盾消弥在无形之中。
由下及上，所谓宰相的调和阴阳，不过如此。
如果不敬畏这一套规矩，好大喜功，重则如隋炀帝那样丢掉江山，轻则也如正德皇帝那样，失名失身。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法家的权术势成为帝王驭下的手腕，儒家的经义成为愚民的根本，不论是心学或是理学，都跳不出这个藩篱。
现在张守仁所为的一切，并没有理论支持，也没有发出什么离经叛道的声音，但种种行为，毫无疑问是跳出了儒法甚至是释道的范围之外，吴应箕看的越多，心中越是觉得十分的痛苦……
这种痛苦不是源自张溥那样的事物超出掌握的愤怒，也不是害怕一个武夫的坐大，而是一个求知和探索欲十分强烈，儒家经义学术功底十分扎实，世界观和人生观已经成型，几乎难以动摇的一个十分杰出的才智之士对眼前事实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迷惑和困惑……按孔孟学说和一贯的传承，张守仁的所为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与民争利，大兴商贾，武夫秉政……每一条都是如与虎同笼那样危险，但登莱两地看下去，看到的却是物阜民康，百业兴盛，商业固然是发达，但农业也一样无话可说，种种迹象看来，已经不在江南之下。工农矿商，无不兴盛，无不发达，兼有强盛武力，种种兴旺景像，看在眼中，对吴应箕的打击，也是无与伦比的巨大。
带着受到巨创的小心灵，吴应箕从登州折返，步履艰难，他在想些什么，或是犹豫些什么，有时候连自己也弄不明白……
崇祯十三年九月初时，吴应箕出了莱州境内，步入青州府境，又数日，抵青州府城附近。
一路尚算平安，吴应箕自己体气健旺，也不似候大公子和张溥那样讲究享受和体例，身边只带着两个贴身的伴当，主仆三人带着不多的行李，安步当车，所行之处都是通衢大道，秋风乍起之时，行路也不甚难，累了遇到客栈旅舍便投宿，错过宿处的话，随意不拘找一个村庄投入农家居住，也不嫌鄙陋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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