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类社会自有权利体系建立以来，党争现象便已经紧随。而朝代的更迭，权利的交替，也无不和党争有极大的关系。
从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万古不易的道理，而群与群之间的利益之争就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万历三十二年，在建储之争中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和其弟顾允成等人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儒子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讲学其中。
这些人倚仗学识渊博，素有清名，借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指点社风，其言论亦被称为‘清议’。
而三吴士绅、野外乡叟等各种鬼马人物借其清名一并复活，为求一己之利而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吵嚷喧闹。
当朝臣工中有心附议者也遥相应和，以自显清高，标榜不同，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其实平心而论，东林党人多是正统之士，所持观念规矩。面对日益腐化的政治局面和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开放言路、减轻赋役、实行改良、发展东南经济等主张，用心可谓良苦。
但这些人也因持念过正，苛求清廉，不能融合，是以门户之见极深。自高崖岸，凡与之不谐者一律斥为异己，予以打击，四面树敌。
当时朝中还有齐、浙、楚三党与之作对。但天启三年，时任吏部尚书的东林党人赵南星借京察（即每年例行的对官员进行考核审查）之机将三党之徒几乎全部拿下，立时召来漫天怨恨。
当时就有先见之士担心如此会激起变乱，祸及东林党。
果不其然，魏忠贤得势后，受到打击的三党流徒纷纷投靠，希望藉着魏忠贤之恶干掉东林党。
魏忠贤自然乐得如此，将这班奸邪尽数收为走狗，以成其凶顽。
千古历史证明，似魏忠贤这种字都不识的白丁之恶并不可怕。因他识恶不多，为恶也就不甚，空有胆量，没有计算。
最可怕的就是文人之恶。因他们饱读文字，遍览古今，既能学得满腹仁义，也能知晓无数奸邪。拿出任意几样学着练练，就能颠覆天下，水火苍生。甚至更迭朝代，分裂山河。
魏忠贤虽然机灵，但也就是条疯了乱咬的狗，坑人有限，本不堪虑。可一旦与那些文官儒士搭上关系，叫他们替自己安排计算，就立时显出无边威力来，变成一条喷火布毒的飞龙，每一施为都能撂倒一大片。
但东林党一向自诩清流，岂肯让魏忠贤这样的宦官当道？自然力遏不休。向皇帝状告客氏和魏忠贤狼狈成奸，导帝为非，祸乱后宫。
这本是魏忠贤心痛之处，如头上癞疮，最忌人提。见东林党人直插这里，如何不恨？从此结怨日甚。
此时的魏忠贤一伙遍布要津，权倾朝野，已成气候，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和打击自然也愈加猛烈和残酷。
当时的东林党徒和支持者如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先后遭罢斥；阉党则分居高位，掌握朝政，以致‘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
而当杨涟、左光斗二人当权时，杨涟曾上一封弹劾奏章，里面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并由此引发七十多名朝臣跟随联奏。后来的左光斗更甚，上疏说魏忠贤有可斩之罪三十二条。
魏忠贤本是个愚氓之人，叫他玩些市井流民的无赖伎俩还可。但遇到这等事情就懵登无助，吓得胆汁倒流，脑里成空。哭求熹宗，愿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其罪。
可恨熹宗白痴，不识其恶，叫本和魏忠贤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读杨涟奏章。
明朝内务二十四衙门里以司礼监权力最大。
而司礼监中又以掌印太监为首，因其有批硃（即批复内阁等朝臣奏章）、拟旨等特权。魏忠贤所任的秉笔太监屈居其下。
按说凭魏忠贤的小儿性格本不甘心如此。
可奈何他识字有限，书都读不通畅，又怎能挥笔急就、草拟圣意？是以只好叫王体乾做了掌印太监。
但这王体乾早得客氏拉拢和魏忠贤恩宠，自然事事向他。
听说所读是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心中有数，将厉害处尽皆避过不念，只拣其中无关痛痒的反语读出，叫人听来好似杨涟在吹毛求疵，苛求魏忠贤一般。
魏忠贤则在一旁泣泪涟涟，听一条驳一条，似有无尽委屈。
熹宗听到后来，不但不怪魏忠贤，还温言安慰，好意挽留。且叫王体乾拟下一道措辞严厉的谕旨，严责杨涟奏疏不当之罪。
由此可见，魏忠贤这一班宵小之所以能够为恶天下，只因有这昏聩无能、善恶不分的皇帝在位替他支撑，叫他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魏忠贤虽躲过这一劫，但也深恼杨涟和左光斗二人，立誓非要将二人整治得家破人亡不可。
后来果得机会，造下六月飞雪，血溅白练的‘六君子冤案’，正是林猛所看书信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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